翻看卜键所著《国之大臣：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》（以下简称《国之大臣》）序跋即被吸引，作者这样写道：“王鼎是一个被长期遮蔽的爱国英杰，然其风骨气节，足以映照千秋，启悟后人。”作为渭南人，我们应该好好读一读此书。
一个月来，跟随书中文字，感慨于王鼎求学成长的艰辛，称快于王鼎处理政务的练达，敬慕于王鼎任事担当的精神，感动于王鼎忠贞爱国的决绝。不仅如此，也让人感叹于大国图治安民的艰难，忧惧于吏治因循腐败的积弊，明了于人才柱石之坚的重要，揪心于朝局江河日下的衰微。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光是一个血肉丰满铁骨铮铮的王鼎立体塑像，还是一副容纳清代嘉庆道光两朝政治、军事、边疆、河工、海防及三百多位历史人物的恢弘画卷。
阅读过程中，除却情绪的起伏、知识的获得、精神的感染，还有各种问题的提出，就将这些问题择其要者列出，凭借书中的内容和自己的浅见，努力作以回答，权作一种探寻。
一问，中枢政治如何运作
作者自言“本书不能说是一本单纯的王鼎传记，笔者所力图呈现的，还有两朝中枢的政治运作”。作者依托清宫档案、方志舆图、诗抄文集、学术专著等宏富资料，通过人物命运和历史事件的串联研究、史实叙述和历史评论的恰当摆布，让我们一窥嘉道两朝中枢政治运作的形式及其道理。
清代政治专制，“国家治理直接由皇帝决策，而皇帝则要依靠大臣。”所依靠的大臣雍正前主要在内阁，雍正后则主要在军机处，军机处本为应对紧急军事而设，权力集中、办事高效、机构简单，尤其适用皇权集中的需要，因此，“自雍乾以后百八十年，威命所寄，不于内阁，而于军机处，盖隐然执政之府矣。”
军机处设军机大臣，王鼎就是五十八岁时以一品衔署户部侍郎，授军机大臣。军机大臣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日召对，供皇帝顾问和咨询，商讨国是，再按皇帝旨意草拟颁发上谕。上谕就成为当时治国理政的主要形式。上谕分两种：明发上谕和寄信上谕，明发上谕关涉不太紧要的事务，如巡幸、上陵、救灾，由内阁和六部办理；寄信上谕为清代特有，多涉及军国大计、政事要务，由军机处承办，谕旨成文后盖“办理军机处”印后交兵部捷报处送出，直达地方，最快可达每日六百里，效率极高。《国之大臣》中选录的此类上谕比比皆是，有指导大政的、有训示案件的、有严词责令的、有具体入微的，如在平定南疆叛乱中，京城地处万里之外，皇帝的六百里加紧谕旨都是具体而又详明，比如，关于兵力调配，“达凌阿带领乌鲁木齐兵四千名是否启程？未据奏报。着赶紧前往相机前进，毋稍迟误。”再如，关于战术指挥，“当定期先分两路进兵：一由……一由……”可见一斑。
前面提到，王鼎署户部侍郎授军机大臣，后任“协办大学士时，仍管刑部，直上书房”。可以看出，军机处通过与内阁、六部的兼任兼署的人事安排，巧妙地实现打通机构壁垒整合中枢力量保证组织精干的目的，从而协助皇帝总揽国政统御四方。
二问，堪用人才如何陶铸
中枢政治如此运转，确能看到“有治人，无治法”的道理，也能看到“为政之要，首在得人”的意义。纵观国史，盛世治世无一不是人才荟萃，即使乱局衰世当中也有两三个大厦独撑，不至于糜烂溃败不可收拾。从《国之大臣》看出，嘉道两朝已经全无康乾盛世的气象，兵变民变、“癸酉之变”更是发生在了紫禁城，海盗滋扰，南疆叛乱，鸦片祸害，外敌虎视，按下葫芦浮起瓢，维持局面已是气喘吁吁了。幸有如王鼎、陶澍、林则徐、邓廷桢、陈化成等一拨栋梁之才的以身许国殚精竭虑担当作为，才让人在衰微局面下看到一丝希望。
人才是第一资源，需要长期培养造就，纵览《国之大臣》，可以看到极具启发的两条路径。一条是制度化优选。隋唐以后，科举取士，到了清代，已是地位尊崇、制度完备、程序严密。王鼎、林则徐等治国人才无不都是通过这样制度性的层层选拔而出。于个人，这是一个不断提升学问、磨炼心志、强化认同、突破阶层的过程；于国家，则是一个“开放政权”、传播价值、择优取才的过程。
另一条是群体性传承。作者说：“英才自有传承路，廉能大臣亦多有作养人才之功。从蒋攸铦到陶澍，再到林则徐，每一个人都是国之大臣，他们之间惺惺相惜、提携汲引，是儒家道统和治国原则的绵延接续，也是黯淡时局中的一抹亮色。”更有王鼎以生命为代价指陈“林不可弃”，劝谏道光皇帝重用林则徐。
三问，复杂难题如何拆解
嘉道两朝，内忧外患，有无法突破历史局限需要留给后世甚至革命解决的难题，然大多则是治国理政安民平乱鞫[jū]狱一个个具体的难题。“王鼎一向为拆解繁难事务的高手”，从查办案件到整顿盐政，从以户部尚书保障平叛后勤到以钦差大臣堵合黄河决口，没有一件事不繁重艰难，但没有一件事不办得漂亮，探究其中的窍门，确有许多学习参考之处。
首先是态度认真。“嘉庆帝，还有其子道光帝，都将王鼎作为一个可以信赖的大臣，开始是协查，后来为钦差，正是看中了其品德和认真办事的态度。”以查办浙江德清徐倪氏案为例，本来的一个乱伦凶杀案，因当地人情牵绊、官员贪赃枉法三年不决，还让负责案件的三品按察使压力太大而自缢身亡，案中套案，极为复杂。王鼎主持此案后，认真严查，很快案件水落石出，而且揪出一帮渎职亵职的知府知县等涉案官员，“浙人称颂焉。”
其次是调研充分。王鼎刚接手徐倪氏案时奏报皇帝说他一到浙江就“随处留心采访”，“闻知徐倪氏家资颇富，因此案花费殆尽，必然有受贿舞弊之人。”并从此处下手，案件很快突破。在长芦盐政整顿中，“王鼎的措施则是为盐商减负，使之走出困境，进入良性经营。他为此作了充分调研，章程出台之前，先与盐政、运司等磋商，又将盐商找来，逐一听取意见，适当做出调整，故能得到普遍支持和很好贯彻。长芦盐政，也开始走向正轨。”
再次是通达上下。作为一个组织中的一员，须知力量源自组织，成事在于协作，该请示汇报的，切不可捂在手里，以致被动。王鼎奉旨治水，即奏报皇帝让有治河经验的林则徐襄办河工，搭建工作班底，林则徐的到来对于成功治水起到了关键作用。面对缓堵决口和迁建省会的争议，经实地勘察听取意见充分调研，上疏“黄河决口难缓堵合、省垣重地难遽[jǜ]迁移”，提出治理思路，得到朝廷允准支持后，再做工程事宜安排及其实施。
四问，纷繁时局如何定见
世事洪流，浩浩荡荡，回头看，顺逆赫然，但身处其中，难免茫然。 王鼎晚年就处在一个扑朔迷离、充满不确定性变局之中。
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，用不到两年时间，兵临南京城下，1842年签订不平等的《南京条约》。这期间，朝野关于和与战的争论从未间断。王鼎关于这个问题的主张，集中体现在他以死进谏的遗疏里：“条约不可轻许，恶例不可轻开，穆不可任，林不可弃。”前两句是一层意思，条约相当于恶例，这个恶例就是“破窗效应”中的第一个破窗，也就是事情恶化的起点。从《南京条约》开始，清政府到灭亡签订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达到二十七条。后两句是一层意思，穆彰阿不能任用，林则徐不能弃置不用，说的是具体的人事任用。乍一看，似乎无关是和是战的主张，但是，人是关键的因素，用人用的是人的品德才具、器识格局，用一贤人更会群贤毕至，王鼎的用心在此。
五问，险巇[xī]仕途如何自处
王鼎提供了一个仕进顺畅的典范，无论奉旨办案，历仕六部中的五部，还是任顺天府兼尹、短期署理河南巡抚、直隶总督，晋太子太师，都是稳当平顺、节节高升，于从政为官确有借鉴。
要涵养浩然正气。坚持信念、人格、实干立身，守正道，养正气，是古今中外成事者能立于天地之间的共通之处和根本之道。王鼎的遇事会办及其仕途顺利，同样依赖于他的襟怀正气。
要坚持实心做事。王鼎一直都是实心做事、善于成事的楷模。可以这么认为，王鼎进入中枢走向高位，如果说诗书积累儒学浸润是基础，那么，实心做事善于成事则是关键。
要学会俭德辟难。俭朴的德行可以避免危难，王鼎一生俭朴，《清史稿》里说他“卒之日，家无余赀”，保持俭朴应是他仕途顺遂远离险巇的重要保证。书中叙写王鼎治河时衣着的段落，极具画面感。冬月的河道，寒风刺骨，各级官员如往年一般，纷纷穿着貂裘御寒，而王鼎则每天穿件羊皮大衣。“这种羊皮袄是陕西老家特产，披上后俨然一个老羊倌，钦差大臣不觉其陋”。
六问，清介品行如何弘扬
诚如作者所言，“阅读王鼎，认知王鼎，描写记述王鼎，也是一次灵魂的洗礼”。不知不觉当中，阅读《国之大臣》也完成了一次洗礼，更想见其为人、弘扬其品行。
王鼎的可敬可贵，首先在于他忠贞的爱国情怀。王鼎一生仕途顺遂，位居阁臣，但在国家倾危之际，先御前抗辩，再赴死尸谏，舍身为国，真是“信念至大，国家至大，一家一己难以兼顾也”。其次，在于他任事的实干精神。第三，在于他无私的荐贤胸怀。认定林则徐贤能才干，以生命为代价向当局举荐，可谓空前绝后。还在于他清正的个人操守，《清史稿·王鼎传》评价是“鼎清操绝俗，生平不受人请托，亦不请托于人”。
作为王鼎的家乡，怀念敬仰的同时，更应在弘扬其品行上走在前面。知者行之始，弘扬的前提是了解，通过梳理发现，除《国之大臣》外，有关王鼎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，有关王鼎的文艺作品也是少之又少，上世纪九十年初渭南地区排演的秦腔《王鼎尸谏林则徐》，不是有意探访，压根都不知道。近年由林则徐故乡福建排演的闽剧《林则徐与王鼎》倒是难得佳作，但只限片段。我们在研究、传播、弘扬王鼎的诸方面还任重道远。（宫欣旺）
编辑：魏微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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